集集震災感言書 集集大地震災後感言及建言書—-災後重建 改造文化   九月二十一日 ,凌晨發生的芮氏規模七點三級大地震,當天從廣播媒體聽到有太多的大樓倒塌,報導傷患是以千人在繼續累計,壓死的人也以百數在繼續累計。根據經驗判斷,一定有不少是工程偷工減料所造成的禍害。而這種行為的背後,正是紅包和回扣的行賄與關說文化造成的現象。  當時,閃過的一個念頭:如果我會招魂,隨即將這些冤魂招集,去找那些愛收紅包、愛收回扣的官員和民代,一個個抓到大眾面前跪下,接受審判。  然而,問題是:媚俗的台灣政治人物,會叫人去信神話、鬼話的,自己是不信這一套的!  同樣的情景,同樣的災難,幾天後,釋證嚴在媒體的訪問心情:「悲極無言說,做事就對了!」李總統則盼望國人:「多提建言,少埋怨!」  台灣的政治領導人物,何時才有宗教家的精神呢?   九月二十六日 ,到台中市救國團參加「何處是我家公聽會」,會中所討論的是大樓社區的災後問題。聽到了太多受災戶的氣憤聲音,諸如:地方主管不知道如何認定災民?房子都不能住了,還在為全倒或半倒如何分辨爭論不下;中央、地方與基層各指揮中心,各說各話,缺乏協調和連繫,互不信任;各級政府之間救援措施的落差,為何上情不能下達?災戶氣得大罵政府無能。  一週來,各地民眾叫罵的氣勢,也反彈到國家最高領導階層,李總統帶頭指罵電視媒體,還叫人不要看;連副總統也大罵地方政府,發放急助金沒有效率。   九月二十八日 ,中部很多學校垮了,很多家庭也破碎了。誰有心去參加代表中華文化優越感的祭孔大典?減少一次儀式,或許也是一次改造獨尊孔教文化的機制。  孔子的學術成就,有不可抹滅的地位。但身處民主時代,法治卻又不成熟的社會,連法律這種最低的道德標準,都缺乏公信力了,公權力也跟著失效,這樣的社會,也非宗教國家,如何冀望高超的聖賢道德作為社會行為的標準呢?  抓著傳統教育理想的辮子,形式僵化的結果,培育政府公僕,構成「瞞上欺下」的行政文化。無怪乎,台灣專制體創造出來的史評家李敖認為:「孔子寫『春秋』,目的就是要大家個個都在自己崗位上做事,該做什麼的,就做什麼,不要不守本份。……但是,糟糕的是,孔夫子自己,卻沒完全憑良心。孔夫子在『春秋』裡,竟做了好多好多的手腳。…孔夫子為什麼要做這些有意說謊的行為呢?研究他的原因,乃是由於孔夫子主張-『為尊者諱』『為親者諱』『為賢者諱』換成白話是-『為所尊敬的人瞞瞞瞞』『為親人瞞瞞瞞』『為賢者瞞瞞瞞』。」  因此,也就形成民間風氣是這樣:不懂「曲」「巧」的人,「守法」的人,會被取笑「有夠直」、「死腦筋」。  中國學者劉曉波也曾指出:「中國的傳統文化,特別是儒家文化,有一種『人格狂妄』-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。這種狂妄絕對地相信道德人格的無所不知,無所不能。」並認為:統治者自比為「天」,「人道」與「天道」結合,「天人合一」也就變成人神合一,形 成了 君權神授、天命人權,成了專制君主就是神的世俗化宗教觀。此外,「天人合一」的觀念也使中國人慣於將一切事物都整體化,普及化、平均化,扼殺了個人的獨創性與特殊性;而道德化了的宇宙觀,也妨礙了中國人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和發展。(梁家麟.當代知識份子對基督教與救國問題的反省)。  包遵信也指出:「把『思想政治移轉』提到『決定一切』的高度,這在馬克思、恩格斯似乎還找不到,倒與中國儒家傳統有著內在一致的關係。…儒家傳統是封閉的非批判的思想體系,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同樣也儒家化了,成為封閉的非批判的思想體系。」中國共產黨如此,戒嚴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又何嘗不是一樣的推崇儒家「忠君」的恩想教育,人民也在期待「仁君」統治天下。在這種思想的餘威之下,當天災人禍大浩劫時,蒼生疾苦,百姓自然地表露-期待「君臨天下」救援蒼生,而統治者,更張顯仁德風範,民眾則仍然不知「民主法治」的權利何在!  當震災搶救告一段落後,從傳播媒體看到,台中有幾位傳教士組成小丑劇場到災區慰藉災民。此情此景,讓我想起十幾年前在「讀者文摘」看過一則小語:有一個小學生在作文中,寫「我的志願是當小丑」中 國 先生斥之為:「無大志,孺子不可教也!」外 國 老師則說:「願你把笑聲傳給全世界!」  民主教育時代,是否有必要堅持漢文化獨尊儒家的聖賢教育,並作為教師節的典範嗎?講求多元化的教育,教育應該倡導「民主」「尊重」的學習素養烤肉,改造「人治」「威權」的政治文化。   二十八日至三十日,跟隨基督教救助協會救災中心召募視障志工,進入南投災區三天,為協助救災的人員和災民做按摩服務。頭兩天在中寮鄉所見,從中寮國小到鄉公所的街上,一棟棟,一片片大樓倒塌的慘狀,映在眼裡,心裡就驚痛,也有路旁會聞到腐屍味,鄉公所前的空地有誦經法會。街道的交通秩序由憲兵執勤,在中寮國小的救災指揮中心,每個阿兵哥穿的短汗衫都是濕透的,眼見士兵弟兄盡心盡力的協助救災,我很感動,這次震災國軍的動員真的是應該稱讚的。  有一位士兵在我們的巡迴按摩車上,提到說他的部隊在屏東,再過天就退伍了,因為父母都在埔里災區身亡了,所以趕緊請調來這邊協助救災。聽了他一席話,次日又聽到媒體報導屬於災區的兵役剩幾天者,可以提前退伍。這位士兵大概也已回到破碎的家了。  從這次台灣百年來,最大的地震災害,看到了很多人性光輝的層面。但是,也可以看到人性反社會公義的層面。白天在災區服務,晚上隨車回台中時,從中寮經南投市、草屯地區,一路上,可見一座座燈光繽紛亮麗的西施檳榔攤,似乎台電限不限電並不影響她們的生意。第三晚回台中後,我搭計程車回家,途中聽到司機轉述他一位同行司機朋友的話:「他說他有夠衰,載著兩個兵仔,一身臭汗酸味!」我聽了實在難過。  還有,三十日那天在南投市區的一座教堂前,為民眾服務。我在教堂後面,見到周圍的大樓,只有國民黨黨部坍塌,變成危樓不能靠近,看了這種情景,感慨油然而生。  其實,這些時日以來,在投入賑災過程中,台灣的人性面,還是需要反省檢討的。  最初,就有傳言,在受困的山區村落,有外勞搶劫行為,居民自組防衛隊。但經警方證實,並沒有發現外勞有這種行為,可能是飢餓要找尋食物引起的誤解。後來,在雲林、彰化、豐原等地區確實發生本地人趁機結夥持械搶劫的事情;也有假災民搶賑災物品高價出售的事情;也有金光黨詐騙捐款的事情;因賑災協調連繫不當,非交通受阻的災區,物資多得變成浪費;還有人挑剔賑災的衣食,好還要更好;還有一日遊的遊覽車載著衣著光鮮,帶著相機的遊客,湧入南投災區觀光。  災難困境,很多外國搜救隊抱持人道主義人溺己溺的精神,來台協助搶救。反觀台灣人心,平時倚靠著經濟強勢使用廉價外勞,當共處患難時,意識型態馬上感覺非我族類,就要排外了。而對於本地人的惡行,則是警方的事,反而不覺得公憤。  漢人的家族觀念,從渡海來台,就分類械鬥,雖然靠著宗教信仰,有一些融合,但是,自私自利的心態,還是深植人心。民間宗教信仰,跟神明打交道的方式是酬傭關係。思想方法憑靠感性,缺乏理性。因此,呈現在人際社會,就是同情心有餘,尊重心不足。行為表現會有情義,但缺乏公義,缺乏公義的社會,要破壞公物的人,也就肆無忌憚了。  民眾關心的事務,是在親友間,公共事務的冷漠,似乎與我何干。當災後重建新市鎮時,「社區總體營造」又被抄熱談論起來,深植文化底層的人性面,如果沒有隨著改造,那麼,還不是把農村變成都市,把都市變成商業競爭的都會,還是營造都會文化而已。   十月一日 ,在海峽兩岸,台灣這邊還在忙著救援賑災,中共那邊則風風光光的展示軍事武力,慶祝建政五十週年的國慶。  地震天災當頭,中共表示願意援助台灣,但是要台灣放棄兩國論。中央領導階層還要使用政治力量限制聯合國的關心和救援行動,表露一副威權的顢頇態度,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也只好對「中國台灣省」表示關切。其他有不少國家的搜救隊伍,早已隨即趕來現場支援搶救。   十月十日 ,是我們的國慶日,因震災而低調處理,僑胞也沒有回來,也沒有舉行慶祝活動。這是天災也是人禍,也是反省的機制。孫中山倡導改革「做大官」「發大財」的社會價值觀,主張「言論自由」。可是,國民黨專制到現在,有多少進步呢?  我們漢文化社會的價值觀,是比「誰的地位較高」、比「誰賺的錢較多」。大家為了追求「大富大貴」,而「拼面子」、「做人情」。官場愛用關說做人情;民眾喜歡花錢做面子;有錢施惠就可以買票當選;「做頭家,賺大錢」,吃頭路收入少的人,被「尊重」就自然降一截;辦喪事要擴音量,有電子花車,燒洋房和高級轎車,已成民俗了。災後,看到非災區的喪家也是如此。在我們的社會人際可以發覺:你要讓人家感覺你很有錢才有尊嚴。  因此,大眾在錢財,名利,享樂的慾望主義下,也就顧不得是否蹧踏資源,蹧踏別人的尊嚴了。  由於平時褐藻醣膠有參與環保和文化團體的志工,因此有些人就稱頌我人很好,這是在「做功德」,聽了自己就很尷尬。當你跟別人說你有在「做志工」(做義工)時,有些人會先打量你的身份,如果你是有錢有閒的人,別人會把你的熱心當成「做義工」(做志工),如果你是普通吃頭路的人,你會被看成「做憨工」。  災後,報紙媒體也有提起「志工台灣」。然而,志工服務的生活觀,在一般人還停留在「做善事」的觀念,或者還要看身份來尊重,這種想法,社會教育沒有去改造,「志工台灣」不會一次賑災救援就顯出樂觀。  「官大學問大」,每次重大的天災,人禍發生,政府當局每次都檢討。但是,研究報告超越了政府決策者的想法,就被指為「危言聳聽」要求封口。過去的國建會除了重視經濟發展的議題以外,還不是學術的大拜拜!長期的專制就如法學者劉毓卿所指:「政治領導學術」。  民主時代,政府施政還是慣用「德政」來形容。震災浩劫的當頭,自然會有受災民眾「跪求」李總統;也有民眾呼求「期待李總統來」;還有跪求連副總統的照顧;災戶陳情時,一樣有災民情不自禁跪求李總統。此情此景,想當然耳,就不足為怪了。反而,未見不肖的建商,向受災戶跪下道歉!  災後,心理復健,也是安定人心的工作。我們可以發現心理醫師的診療地位不如神壇的收驚。社會工作者都可以體會的現象-當你勸某個人去看精神科醫師時,你會被說:「你才有神精病!」還有愛吃藥物、愛食補,儼然父權文化的中國人都不夠健康,連稀有生物都要吃光,吃得好還要吃得巧。無怪乎,生態學者陳玉峰曾說這是中國人的「陽萎文化」。  中央政府行政部門,為了表示關切震災,總統和副總統都跑出來了,到處視察,也到處承諾,而由行政院長坐鎮聽命批閱公文,第五天草擬緊急命令,再送請總統核定公佈,而且一個震災的行政措施,還須要緊急命令六個月的期限。政府的救助金以發放大筆現金,又似乎在做行善德政,可是這些錢(社會的資源)是否給適當的人,做為適當的用途呢?  政府當局要求救災第一,不要泛政治化,可是泛道德化,也會造成政治腐化。當局的政治哲學,猶如朱高正所謂:「政治是高明的騙術。」中央掌控所有的行政資源與權力,急難時,中央政府「沒辦法」,還可以指責地方政府沒效率;執政決策者要求不要批判威權當局,卻可以避開政治責任。  奇妙的政治生態,演化奇妙的政治體制,一個小小的台灣島嶼,雙首長制都還分不清時,震災時期突然似乎又變成三首長制,而中央級民代已經人滿為患了,還要容納將近八十個政黨,台灣人民拼命賺錢,資源就這樣在分散掉。將來,走向總統制,應該是個趨勢。  學者郭正亮也在報刊上指陳:「政府高層視察災區,前呼後擁的排場架式,仍然不減分毫,災區幹部即使早已分身乏術,仍要出場恭奉光臨。官夫人也要表示『關心』,但當她們來到災區,卻是一身錦衣霞被珠光寶氣,仍把媒體鏡頭視為第一優先。高層的官場文化既然如此,低階官員的等而下之,豈有任何意外?」  中華民國從內戰到遷台戒嚴時期,法治中缺乏司法信念的「公平」與「正義」。加上中國人的民族習性,如管理學者曾仕強所謂的公式:「論關係,談交情,看情況」。「做大官」和「發大財」就很容易勾結,為了人情和面子,民代自然忙著應付紅包,白包的事情,其實,五十年來,「立委」並未提升法治體系的立法品質,倒是變成「利委」,形成金權政治生態。  對於偏離軌道的權力遊戲,學者莊懷義曾指出:「民意代表成了褓姆,而非代議士,選民要求的民意代表是公共關係而非公共服務。政治惡質化的現象日益嚴重。而且,派系政治,原來就是中國政治運作的主體,因此,在國會中,次級團體林立,派系不僅超越了個人的英雄式作風,有時甚至超越了政黨的歸屬,而成為政治參與的最主要單位。如果派系再與金權因素結合,則其破壞政黨政治常軌的力量更大。從現實的例證中可知,當前政治遊戲的重心在選任的公職人員,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較大的遊戲空間,而且在「民意」、「民主」的大題目下,他們的作為得到相當大的容忍與保護。一般行政官員,行使公權力,所受法律規範最嚴,其腐化的危險性在於可能逐漸變得沒有效率,而不在於權力遊戲的脫軌。」  傳統人治社會的統治威權,則表現在「順我者昌,逆我者亡。」的權力鬥爭中。這種領導威權,根植在整個國家社會傳統體系中,從政府部門,學校到家庭,使整個公、私部門的生存環境佈滿了集權,僵化、與壓力的氣氛,也導致了人心普遍產生不滿seo和疏離感,卻要世代的傳承。  掌握資源權力的人,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指說:「都是為你(們)好!」自己的想法就是絕對的準則。當所講的情義在失面子時,自然翻臉變得薄情寡義,還有一套威權禮教的合理化,把責任推諉別人。  在集集大地震之前, 九月八日 參加省諮議會與省文獻會辦的「 林獻堂 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」,並參觀萊園和景薰樓的林獻堂宅第。才過兩個星期的時間,此地經車籠埔斷層擠壓,僅在分秒間,就是一場浩劫。   十月二日 ,特地到霧峰查看林家古厝,整個建築聚落群,面目全非。此情此景,只能憑弔。眼前除了景薰樓和林獻堂宅第,因剛剛整修過,受損的外觀還有點樣子,其他如蓉鏡齋、宮保第及萊園,都已成廢墟。  也許,這正代表著一個歷史舞台謝幕了。但是,林獻堂為台灣政治與文化奮鬥的精神,卻永不毀滅。林獻堂對於來台統治的國民政府,曾在日記中表白:「非僅危亂而已,蓋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。」因對蔣氏政權的不滿與絕望,終於客死日本,也表露了中國傳統社會裡,非政治主流的知識份子的無奈。  林獻堂父子也創辦霧峰一新會,如歷史學者許雪姬所說:「猶如現在的社區總體營造」-即自治之精神,以期新台灣文化之建設。活動深受風俗改良會、文化協會及基督教的影響,並特別重視婦女問題。  當前社區總體營造,不過是配合國家經濟掛帥的政策,重點在推動「產業」、「熱鬧」、「門面」的一些可看得見的文化現象。不如一新會具有積極的社會改革功能。  文化建設經費掌控在中央,文建會要補助經費給「社區總體營造」的申請,就跟財經政策一樣操短線交易,而對地方文化單位,要求看得見的、立即呈現效果的。因此,地方或社區文化活動,為了爭經費,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搞門面、搞熱鬧、搞產業以應付文化政策的供需關係。 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,還有漢文化優越政策。似乎在台灣先民的成就,都要歸屬於來自中華文化的臍帶關係。又每當有華裔人士在國際上功成名就,其實是外國的環境造就出來的,我們的政府傳播媒體就要大加宣揚國人的光榮。實際上,如獲得國際學術獎項,有幾位是用「中華民國」國籍得獎的呢?  文化運動是要求進步,不是在求「膨風」,更不應仇化異已。然而,以政治偏見迫害地方文化特色的作為,在台灣屢見不鮮。例如,不久前,國立中興大學主管當局,趁著暑假期間,將學生社團抗爭保留下來的舊禮堂,趕緊拆除得毫不留痕跡。這種意識型態,看到日本人統治的建設,不用了也不管有沒有歷史意義,就是要拆毀。學校當局拆除日治時期留下的舊禮堂,跟省鐵路局當初主張拆除台中火車站,大抵是一樣的心態作祟。  具有歷史價值的老建築,也要尊重它的生命。如果是天災造成毀滅,那是它的命運,是另一種地理事件的意義。但是,如果是主政者的好惡偏見,故意毀掉文化資產,那就太不尊重歷史文化了。   十月五日 ,自由時報刊載大標題:「李總統盼國人,多提建言,少埋怨」。政治是眾人之事,災後,政府的處置,從紛亂的狀態,逐漸上軌道,何嘗不是人民的抱怨和媒體的監督逼出來的!  這次地震災害,根據估計,降低輕濟成長率不過0.1至0.2個百分點而已。對於政府追求經濟掛帥的高度經濟成長率,台灣人民跟著拼命賺錢「生產報國」,似乎在顯示經濟繁榮面上,沒多大的影響。  但是,誠如律師蘇盈貴在報刊上的災後感言:「這個這麼慘的傷亡,這麼巨大的災難,很多人都歸因於天災,其實天災真是無可抵擋的因素,至於我們能做的,更重要的是一些不足為人道的人禍-把虛應故事視為平常,把偷工滅料視為當然,把公共建設當做人情,否則遠在震央百公里外,不過四級的地震,怎麼會有八樓擠壓成一樓的扭曲?這些可以避免而卻發生的人禍,我們無意責怪任何人,我們只是要說,現在當然要全力賑災,至於以後的檢討,如果再這樣虛應故事、偷工減料、官商勾結下去,恐怕更大的浩劫,還會出現。」  台灣有地震,有颱風是常態,公害也會是人為災禍。為建立工程防災以及生態防災的保障,如果重建政府也能從惡質文化層面改造,並倡導守法、服務、知識等多元的社會價值觀,台灣的天災人禍會較有能力解決。否則,公元二○○○年以後,任何執政當局,還是要讓民眾埋怨「政府無能」。 (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 書函寄﹕總統府、行政院、總統候選人競選總部等)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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